港公务员体系矛盾浮出水面
为了与市民共度金融危机，香港特首曾荫权6月16日宣布，他和33位政治任命官员，决定由7月1日起，自愿减薪5.38％，体现问责团队共度时艰的决心。他同时强调，中级和低级公务员薪酬维持不变，这个建议会立即送交公务员委员会，待后者响应后，行政会议将作最后决定。
在曾荫权宣布上述决定前一天，香港社会仍然存在激烈争论。大部分人士认为，香港经济处于危机之中，政府预算赤字严重，香港的公务员待遇偏高，有必要减薪以示与民共患难的决心；然而，代表公务员利益的团体代表却指责港府在处理这次减薪过程中，决策上有问题，还有一些低阶公务员认为，政治任命官员（即问责官员）原来就属高薪，减一点并不会影响到家庭生计，而且这些问责官员多半以政治理想为考虑，但那些以公务员为职业养家糊口的中低级政务官则更依赖工资收入。
表面看，这是香港公务员体系内对降薪的争议；但实际上，它体现出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公务员体系的内部深层矛盾与社会大众的要求相背离越发明显。
这一争论源自香港特殊的公务员升迁与薪酬体系决定机制。香港的公务员体系分为问责官员及普通政务官员两大主要部分，前者由特首直接任命，其待遇在立法会通过后为固定薪酬，实际上并没有按年调整的机制；后者则由公务员委员会进行评估，平时对相关的常务秘书长直接负责，其薪酬需要每年度进行调整，调整的幅度，则是参考最近市场薪酬趋势调查的结果。
上周港府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完成的调查报告显示，连同增薪点在内，高级公务员薪酬调整指标为-5.38％，中低层分别是-1.98％及-0.96％。这意味着，如果按报告执行，全体公务员都需减薪。报告结果一出，外界有声音认为，公务员本来薪酬就高，应该全部减薪5.38%，但这显然令中低阶层的公务员难以认同。自去年金融海啸暴发以来，包括公务员在内，对于减薪均十分敏感。由于香港经济不增反降，而香港盯住美元的政策引发了银行系统资金泛滥，变相驱升了租金，使房价暴升，许多与生活相关的物价均处于强硬状态，令许多中低层的群众及公务员面临实际收入下降的风险。
有熟悉公务员体系的港人指出，那些政务官才是真正以公务员为生的“公务员”，而曾荫权带领的问责官员，不过是类似拿高薪走过场的“CEO”，他们随着任期结束而离开公务员体系，并没有针对政务官升迁与任命的生杀大权，甚至不能直接任命除了自己司机与秘书以外的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中低层的政务官员自愿跟着问责官员一起大幅降薪，显然不太容易服众。
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务员自发减薪固然符合情理，但减薪的幅度以及决策过程便显得尤为重要。
遗憾的是，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犯了一个错误，误将一个有争议的公司薪酬纳入考察指标，而且拒绝与公务员代表进一步协商，从而引发了强烈争议，因此对该报告投了反对票——这也是自1990年以来，首次出现调查报告未能获委员会一致同意的情况。
事后有公务员代表认为，若实行“全部减薪计划”，就是未考虑到低层公务员的实际情况，而且从报告结果来看，中低层公务员实际需要减薪的幅度很小，形式意义多过实际意义；有代表认为，港府高层的减薪更多是屈从于外界的压力，并扬言，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体系内的针锋相对局面显然给港府高层决策者提出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在报告出台后，港府有必要作出适当反应；另一方面，也必须照顾公务员队伍的士气。从曾荫权最近的决定来看，他显然是希望中和各方的意见，让高层公务员大幅降薪，但对于中低阶层的公务员只是冻薪，以照顾到底层官员的士气。
港府的决定是否可以平衡各方，尚需观察，但从这一事件，不难反映出，香港的双层公务员体系在面临急剧的社会与经济变革时，其内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与外界意愿相背离的行为，这或许是当局在事后需要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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