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赢了规则输了道义

    近日，网友曝武汉大学知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病危被校方解聘。校方派员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帖子引起很大争论，有网友认为武汉大学此举是卸磨杀驴。对此，武大宣传部回应称，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建议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 
　　映衬出普通老年人的悲哀 
　　不难发现，事件的焦点在于武大与张教授之间签订的那份聘任合同，究竟有没有到期。双方各执一词，在真相尚未完全呈现之前，我们不便盖棺论定。 
　　报道中有一个细节——— 据张教授的亲戚兼委托人陈四平描述，当床榻前听到解除合同时，“张教授当时就面色大变，老泪纵横”。在笔者看来，张教授的老泪，多半是因为遭遇校方 “薄情寡义”而心生悲凉与无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和武大的聘任合同解除，自己看病条件的获得，可能会不如前；看病费用的报销等，也将面临一定的困难。 
　　不难发现，张教授的老泪，更映衬出普通老年人的悲哀。原因很简单，我国已提前进入“未富先老”阶段，对那些无法和大学教授、公职人员一样享有全面而优质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普通老年人而言，当他们和张在元教授一样患上大病重病时，何尝不是一生病便从富变穷，甚至因为大病重病拖垮整个家庭？ 
　　在张在元教授身后，还有为数众多的、尚未被完善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覆盖的普通老年群体。他们一旦经受大病重病折磨，何尝不也是“老泪纵横”？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社会针对老年人的养老、医疗保障机制足够全面优质，那么，即便是武汉大学终止了和张教授的聘任合同，他得到的社保医疗救治，也不应该和被解聘之前比起来，有天壤之别。 
　　武大替公费医疗挨骂 
　　据报道，张在元2005年接受武大聘用，2006年重病入院后，直到学校在病床边解除合同，再考虑到“每年在学校工作时间不少于120天”的聘用合同要求，我们大致可以算出一个非全职教授对武大的贡献和武大的付出 （张教授不能在岗期间，学校除补贴16.5万元用于治疗外，已经垫付医疗费用68.6万余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了。平心而论，在中国任何一个聘用体制下的雇员，又有几人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又有几人能够获得续聘的可能？你真的很难笃定地说这究竟是高校教授聘用机制的优点还是缺点。 
　　武大宣传部负责人说的一番话，才是张在元病危遭解聘事件的关键，“其人事档案关系不在学校，亦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人事档案关系与劳动用工关系，是天壤之别的两个概念——— 前者才是将一个人的身份界定为 “谁的人”、“哪儿的人”的唯一证明——— 由此派生出两种不同的人生际遇。试想，如果张在元身份完全是“武大人”，即使因病失去了教职，但他依然可以因在体制内而安然地躺在病床上，享受公费医疗。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或者谁还会拿你的贡献与国家的医疗费付出比较说事？ 
　　同样在一个大学工作，怎能就因为人事档案关系在与不在，而在各种福利待遇上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同样的诘问还可以向很多行业发问：同样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为什么享受的待遇差距如此之大？如果将视野放到更多的行业中进行行业间的比较，这种反差更为明显。因为户籍、行业、职业等的不同而享受不同的医疗保险，只是众多不公中公众反映最强烈的一个。 
　　大学应该成为社会道德的模范 
　　薄情寡义、趁人之危之类的所为向来是为民众所不齿，所以，武大便再次成为民众的炮轰对象不足为怪。民众的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此前的武大领导贪腐案已经让人失望至极，此次再爆出“当着病危教授面宣布终止聘用合同”，自然无异于往民众的怒火上再浇一把油。 
　　武大的解释是把自己塑造得合乎规矩。但，对于崇尚“仁义礼智信”的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在教授病危之际，眼里只见合同规则，置仁义道德于不顾的做法着实令人心寒。似乎教授和学校只有商业关系，此刻无法工作的教授如同无法创造效益的工人，大有唯恐弃之不及之态，如此做法简直不能令人想象是出自一所以人文精神著称的大学之手。如此做法又如何不让人产生“狡兔死，走狗烹”的愤怒，如何安抚其余教授的心？事实上张教授当时已病危，照常理武大即使要将其解聘也应该在其情况好转之后，而如此当着病危教授的面将其解聘之举又何尝不是对生命的一种大不敬。总而言之，武大此举无疑陷自己于不义。 
　　无论何时，大学作为社会人才、精英的培育场所，始终都应该代表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素质的最高水准，当然也应包括道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自身尚且饱受道德之诟病，又怎能教化学生，正所谓“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因此，对于武大而言，解聘教授并不违规却太失道义，作为社会道德楷模的大学尚且道德不存，那么一个社会的道德又该何去何从。对此，不仅是武大，更多的大学都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