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奥斯维辛的距离

    昨天，是中国南京的城市伤心日。这一天的南京，天色阴沉，有绵绵的雨，人们的内心溢满了阴霾。城市上空，不时有警报呼啸而过，凄厉、哀婉、悲凉。有许多南京人低着头，是为哀悼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只要到这个日子，72年前由日本侵略者用刀枪制造的那一场劫难，就会从历史深处走出来，把悲伤传递到这座城市人们的内心。这一天，哀悼与纪念是城市的主题。在今年，诸如放和平灯、为遇难者守灵之类的纪念活动，依旧在渲染着一座城市的悲伤。当然，这并不只是南京的悲伤，也不只是中国的悲伤，它还属于世界。今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克里斯汀娜、该馆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阿里奇亚也第一次来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悼念活动。从奥斯维辛到南京有多远，想来是不难知道的。而我们到底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让世界像记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全面理性地认识与评价曾经发生在中国南京的那场大屠杀。南京是忧伤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悲情与苦难，已经植入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那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写下了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我曾经在南京工作生活过，有许多个夜晚，当我走过秦淮河畔、雨花台前、古城墙下，都似乎听见历史冤魂沉重的低泣。我一直认为，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应该以更好的方式纪念，南京这座城市应该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一块共同的哭地。 
　　不是一定要到这个时间节点，才应该有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的新闻；也不是一定要到每年这一天，南京才可以向世界发出警醒人们牢记历史的声音。问题是，现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正在走向模式化，正在转向“节日化”。 
　　南京当然不应该把伤心仅写在城市的脸上。南京更不能把脆弱深深地留在内心。一想到南京大屠杀，我就立即会想起罗森塔尔那篇名作———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为人们对历史的漠忘而感到某种锐痛。但世界终于记住了奥斯维辛。而南京又似乎真正成为没有关于这场历史大屠杀新闻的地方。因为我的工作经历告诉我，那是南京的新闻“禁区”。一座城市在历史面前如此脆弱，这背后有着太多值得探讨的政治文化因素。如果南京这座城市都没有足够勇气去真正持续面对历史真实，去进行自由开放的剖析与讨论，那么就只能使更多人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价值混沌。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达，最受争议当属今年上半年的电影《南京！南京！》了。这部电影没有得到公众普遍的价值认同，反而引发许多人强烈反感。评论人长平说，《南京！南京！》给人性建立一个空中楼阁，让人觉得中国人是天生的孬种；而学者崔卫平则说，导演陆川的立场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亡灵非常不尊敬的，甚至非常亵渎的一个表达。“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曾这样说。可是，如果连历史表达也总是受囿于打擦边球的意图，无法自由而直接地传递笃定的价值理念，那么，人们又怎么可能真正懂得以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纪念呢？ 
　　阿多诺有句名言是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反其道而言之：“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的诗”。那么，现在我们也必须真正写好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诗篇，来让南京像奥斯维辛，向人类传递良知的凛然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