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江西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二十六

　　一、注意事项

　　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答卷110分钟。

　　3.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 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也应该提高，如此逻辑，主导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因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增长跟不上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于是引发了许多人怀疑政府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更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制度。

　　2.  发达国家的农民显然是没有收入问题的，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方法大家也都比较一致：国家给予农业补贴。

　　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补贴农业，还可以说是偶然；如果只有一部分国家补贴农业，也可以为分析不同国家的农业政策留下余地。可是，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补贴农业，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受到如此长期普遍的特殊关照。于是，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中，工农业真的可以均衡发展吗？无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式如何精巧，图形如何美妙，市场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农民收入要跟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必须依赖政府补贴。市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3.  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不仅如此，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三农问题就存在了，亚当斯密曾经告诉我们，财富来源于分工；而农业不可能积累财富，因为农业中的分工受到了限制。可惜的是，许多自称是亚当斯密信徒的人，却认为完全市场中的农业可以积累财富，可见，要做亚当斯密的信徒并非那么容易。

　　“三农问题”中的农民收入问题，并非是指农民收入不存在绝对增量，而是指收入增长的速度显著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人试图证明，市场可以改变这一状况；并以这种状况为理由，指责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许他们可以找到无数的论据，但他们不可能在经济学中找到这样的论据。

　　4.  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制于土地，由于土地的收益递减性质，任何要素的投入增加，其结果一定是事倍功半。如果农民耕种的土地数量不变，农民的收入就存在一个上限，任你如何增加投入都无法突破的上限，而非农业却没有这样的上限。一个有上限，一个没有上限，其结果如何，简单明了，市场如何令农民收入增加？也许有人以为科技进步可以突破上限，但是，首先科技进步的投入并非农业可以承担，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农业并非独享科技进步成果，科技进步对农业的推动远远小于对非农业的推动。所以，讨论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是否同步的问题时，最好不考虑科技进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农民耕种的土地。所谓收入增加，无非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有效途径，就是耕种更多的土地。

　　土地的自然储量是有限的，增加农民耕种土地的数量，唯一的方法是减少农民的数量，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增长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原理。可惜的是，我们无法重复发达国家农民收入增加的过程。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型，其基本原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基本吻合。他认为，经济的发展的过程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的过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则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转移劳动力的工资率，称为“制度工资”，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当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时，非农业部门的财富是不断积累的，而农民的收入则仍然低于不变的“制度工资”，形成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三农问题”。

　　5.   英国人曾经用超过百年的时间，成功地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支撑这种就业转移的是包括大英殖民地在内的世界市场；美国人曾经也曾经用超过百年的时间，成功地将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支撑这种就业转移的也是整个世界的市场。中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将超过一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而农村还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没有转移，有多大的市场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提供如此众多的就业机会呢？

　　美国的农民只有不到人口的2%，不仅有足够的市场，也有足够的土地，但是，他们如果要生存下去，仍然需要国家的补贴。用49个人的国民收入，来补贴一个农民，经过补贴，美国解决了“三农问题”。

　　6.  中国的发展已经构成了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经济学所熟悉的理论在南美，在东欧，在印度都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观望或思考，他们观望在中国还会发生些什么；他们在思考如何解释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几乎全部选择了暂时沉默，学术声誉可比生命还重要。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却在不断地、反复地用几句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语言不断地批评中国。但你只要多读一点教科书，你就会发现，经济学没有这样的理论，说市场可以解决农业收入问题。在实践中，也没有国家相信市场基本教义的教条，他们坚信，要保证农民的收入，依靠市场都是扯；，要真正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只有依靠非市场的手段，依靠国家的补贴。

　　7.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在农村推行了两大基本制度，一是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是村民自治制度，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20多年来，这两大基本制度基本上决定了我国农村政治社会的基本形貌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是，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市场机制日渐发挥主导作用，土地权利进一步明确化，村庄政治进一步选举化，这一导向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在广大的农村就看到，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举办难、农民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在政府的“良策”和学者的“高招”一路高歌之时，中国农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却日见衰败，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国家近年来先后推行了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先是费改税，紧接着又免除了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并以乡镇体制改革为其配套改革，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之最，被称为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税费改革这一惠农政策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继续做出相应的调整，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

　　从总体上来看，前一阶段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即“解决农民的办法在于消灭农民”，于是，开放户籍制度，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等便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但由于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9亿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中转移出去，也就是说，以前“消灭农民、消灭农村”的思路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所以，才导致了“三农危机”的发生，而税费改革则是对三农危机的被动应对，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这一转向将对今后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8.  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农村建设是在税费改革以后启动的，税费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则构成了新农村建设在启动之初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益事业：举步维艰。

　　从税费改革的实施结果来看，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国家在杜绝基层组织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基层组织干不成事。税费改革后，由于基层组织的严重缺位，致使农村公益事业无法举办，给农民福利和权益造成了新的损失。

　　在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举办公益事业异常困难，分散的家庭经营本来就不好组织，而乡镇体制改革又导致政府权力弱化，加上又不缴农业税费了，现在的老百姓是越来越调皮，而基层组织则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农村现在是“多数服从少数”，少数人不同意，公益事业就办不起来，如果基层组织要强行实施，那些不同意的个别人，动不动就去上访，而且往往是越级上访，基层干部就要挨批，越级上访挨批的更重，这样一来，农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就成了泡影。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给钱都办不成事，比如镇里要修一条路，国家有配套资金，可就是有一些老百姓不出钱，哪怕是十几块钱，而国家发给农民的粮食补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都用来打麻将了，倒不如集中起来，用于村庄的公益建设。

　　在稻产区的农业生产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用水的问题，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插花地较多，所以农业生产用水是一家一户办不成，也办不好的事，税费改革之前，在农民负担中，有一项就是水费，放水都是由基层组织来统一组织的，而农民也会以不交税费为由要求基层组织在农业生产需要用水时放水，税费改革后，乡村干部不找农民要税费了，而农民需要水时，也找不到干部了。如果要自己放水，就有人搭便车，上游的人就专门等着下游的人放水，“搞（偷）水又不犯法”，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去放水了，虽然水源条件很好。这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粮食减产甚至比以前的农业税费还要多。所以，税费改革以后，农民所要面对的风险较之以前还要大，面对大旱，现成的水利实施用不成，只能自己打井，农民之间相互猜疑，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互不信任的氛围，要抽不成水都抽不成，要干死都干死，你要是抽水就会有人搞破坏，不是电线被偷了，就是毛渠被扒开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农民之间的合作简直比登天还难。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变得非常“散”，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农”，集体的事情非常难办，甚至办不成，平时开个会都开不拢，在乡村社会中，就面临着一个公益事业何以达成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基层政府应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一问题上负主要责任，而当前最为现实的问题则是，我们怎样才能让基层政府有能力负这个责任。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基层组织：去留之间。

　　税费改革是以“减负”为基本导向的，这一改革的初衷基本上达到了，但为了确保其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必然要实施乡镇体制改革为其配套改革，这一改革主要是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并配以合村并组，在有些省份甚至取消了村民小组。

　　在改革设计和社会舆论中，乡镇干部被描绘得一无是处，好象所有的问题都是乡镇干部造成的，他们只是收税员、压榨百姓的贪官，似乎把乡镇撤了就万事大吉了。实事求是地讲，基层干部“工资是条子，县里没位子，城里没房子”，而乡镇体制改革又进一步使他们“政治上没前途，生活上没奔头，工作上没干头”。我们为什么还要妖魔化乡镇干部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们所做的还不都是为了贯彻落实上面的政策。而当前的乡镇体制改革很难推进，因为这次改革实际上是把权力上收，把改革的成本层层下移，最后落到乡镇和农民身上，现在的乡镇政府则是赤手空拳，不光无法有效地实施自己的职责，连自身都难保了，他们戏言：“过去无法，干部有法；现在有法，干部无法。”税费改革以后，由于财力严重不足，乡镇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乡镇工作靠的不是党性和科层制压力，而是乡村干部的私人关系，村干部是看在乡干部的面子上才去落实各项工作的，因为在村干部看来，乡干部现在也不容易。

　　当前的乡镇机构改革实际上是往取消乡镇的道上走，但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弱化基层组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口——资源关系日益紧张，弱势群体基数增大，社会矛盾突出，导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乡镇政府退出的话，跟进的必然是拳头和黑恶势力，这些现象在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社会已经抬头。

　　在笔者看来，免税后乡镇政权的职能转变要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要保护农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加强乡村思想文化建设；二是要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劳动力外出就业；三是强化乡镇一级的政府权威，收回好免税之前一些违欠户的所欠税费。而这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也就是说，乡村两级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目前以减负为导向的乡镇体制改革则弱化了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在使乡村干部无法做坏事的同时，也做不成好事，这与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再好的新农村建设方案都是一纸空谈。

　　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债务：岿然不动。

　　数额巨大的村级债务一直是农村发展的一大隐患，税费改革后，农村债务的化解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在湖北沙洋县就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债务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调查，呈现出来的问题较为严重。首先，村级债务基数庞大，沙洋县的村级债务总额为3，2亿元，378个行政村，村平82万，村级债务构成非常复杂，有银行贷款、农经会借款、单位贷款以及农民个人借款；形成村级债务的原因也非常复杂，普九、道路建设、村办企业、农林开发、管理费开支等；至2004年初，该县已化解债务4000万元，省里则要求3到5年完全化解村级债务，可省里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基层为了化解村级债务，把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而村级债务却依然岿然不动。其次，税费改革后，化解债务有三难，一是禁止增加债务难，村村通公路建设、办公费（税改、土地延包的资料费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开支、乡镇垫交的生产水费，以及原来的抛荒田低价租给个人来种，而免税后原先的田主又回来要田，因合同不到期，只能给那些二次承包户补偿，需要钱，这些又都形成了新的村级债务；二是化解债务难，办法都用尽了，该卖的集体资产都卖了，现在农民仍欠集体一点八个亿，可省里的政策是暂停清收农民的违欠款，过去农民所欠税费一概抹平，使村级债务的化解看不到任何希望；三是处理债权—债务关系难，为讨债上访的人很多，一个村的原任村支书在任时向亲戚里借了10万交税费，但上面一直没有一个说法，现在10家亲戚有6家不来往了，甚至有一个亲戚扬言要杀他全家，如果不还债的话。还有一个村干部原先借了2万元垫交税费，讨债无望就把状告到了一位省领导那里，在上面的压力下，包该村的县纪委书记只好想办法先从县财政搞了一点钱给他，暂时息事宁人。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给他们几百元钱，外加无法实现的承诺，敷衍了事。

　　同样的，在沙洋县的高阳镇，当前农村债务化解非常困难，因为村级债务在性质上并不是国家的债。目前，全镇村级债务由3700万减少到2900万，为了化债，村级集体资产是该卖的都卖了，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现在，经常有为讨债上访的，乡镇的政治压力很大。上级给的10个化债办法，能落实下来的一条都没有，只给政策不给钱。

　　乡村两级债务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运转，量大，涉及面广，税费改革以后后，农村债务的化解几乎看不到希望，如果国家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迟早会爆发，这对当前国家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总之，党和国家做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对今后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在具体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应该引起决策者和研究者的高度注意，我们既要看到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更要看到实践中的困难和问题，以使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取得切实的成效，而不致于流于形式。

　　三、申论要求

　　1、假定你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请你根据上述材料撰写一份全面的情况综述，以供领导参考。（50分）

　　要求：层次分明、概括准确、表达简洁、语言流畅，字数不超过800字。

 

 

　　[参考答案]

　　从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税费改革后，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受到了大家的强烈关注，就是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应该加强、弱化抑或撤消的问题。基层干部们的共识是，乡村两级组织应该强化，因为各项农村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它们，当然，也有学者从乡村两级组织的运转成本这一角度，提出要弱化乡村基层组织。

　　这些讨论，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问题，当前学界主流话语认为，农民问题就是权利问题，就是要赋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相应地，也就是要缩小政府权力的问题，这就是学界常讲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样的讨论和话语从道义上来讲，无疑是高度政治正确的，是不容反驳的，你敢说不给农民权利吗？你敢说不约束政府的权力吗？但是，从经验和实践的层面上来看，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的道德言说，而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其结果只会给基层添乱，基层已饱受其苦。从学术层面来讲，笔者认为，它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真问题，而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根本不是对立的，在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从来都不是免于政府干预的消极权利，而是需要政府创设、保护的积极权利，也就是说，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任何基于上述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二元对立的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乡村两级组织的正常维系，实际上正构成了农民权利的成本，也许有人认为，这个成本太大了，农民尤其是我们的小农经济负担不起，所以，就要把乡镇撤掉，但问题是，撤掉了乡镇，你能保证一种新的办法不会带来更大的成本吗？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认识，以成本大为理由取消乡村组织并没有抓住当前问题的要害，并且与建设新农村的精神相违背，而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乡村两级组织体系，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是新农村建设所必需的。

　　二、结合材料10-13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出你的对策和建议，自拟题目，写一篇800-1000字的文章。（50分）

　　要求：联系实际，观点明确，分析充分，行文流畅。

　　[参考答案]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

　　三农问题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重中之重。而三农问题又以其复杂性，使得各届中央领导被受困扰。作为一个大学生，又刚刚从农村中走出来，我对农村的感触可以说非常深刻。其实，最最困扰中国农村的无非三个问题。其一，教育问题。其二，医疗问题。其三，富裕劳动力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中央发过很多文件，很多措施。但究竟又有多少落到实处，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城乡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情况。三农问题如再不好好解决，那就必然对中国经济构成严重的影响。从农村这十几年的经历来看，我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多少补助，投资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最重要的还在人——高素质的基层领导。恰恰这又是中国所缺少的。再我所在的乡镇，村领导，乡领导，什么农村经济引导，宏观调控，都不知到是啥。一天只知道空喊口号。而农民该种什么，种什么赚钱，没有谁过问，也没人去分析，没人调查。农民只有靠经验，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收入了。所以在中国培养众多为农村经济服务的管理人才，直接指导农民，增加收入，可能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在当代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成为衡量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平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被“与自然为敌”的观念所取代，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麦当劳化”和“好莱坞化”，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在哪里，是追求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全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的绿色运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了绝大部分的资源，美国人占世界人口6% ，却消耗了35%的世界资源，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美国，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撇开道德价值不论，也许中国大多数农民就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更大胆地讲，当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

　　所以，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设，更为根本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即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注重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是有共同之处的，都是想重塑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国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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